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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这药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当糖尿病患者周阿姨打开刚从医院药房取来的药盒时，心里打了个问号。曾经吃了五年的进口降糖药，如今换成了同一药名但包装不同的国产药。
小小的药盒变化折射出医药市场的深层变革。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三甲医院进口原研抗癌药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68%降至34%，而国产仿制药和创新药合计占比提升至66%。赛诺菲的PCSK9抑制剂波立达（阿利西尤单抗）、罗氏的希罗达、礼来的再普乐等多款进口原研药，因集采未中标或战略调整退出公立医院市场，转而通过DTP药房高价销售。仅2025年上半年，就有超过30款跨国药企原研药申请撤市，涉及武田、辉瑞、葛兰素史克等企业。
进口原研药的“退潮”，从来不是突然而至的浪花。这背后既有跨国药企为维护全球价格体系采取的“自杀式报价”，也源于国产仿制药在成本控制上的显著优势。以波立达为例，其价格从1982元/支降至306元/支后，仍不敌国产同类药物的竞争压力，最终在不久前传出停止在华推广的消息。
面对变局，行业正重构平衡之道。跨国药企加速本土化深耕，从生产基地扩建到研发中心升级，试图在成本与创新间找到支点；政策层面也释放优化信号，既要通过集采挤出价格泡沫，又在探索为不同品质药品保留生存空间。而这一切的核心，患者需求应该始终是首位。
正如资深医改专家、原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徐毓才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所言：“好比餐饮市场上，便宜饭和贵饭都该有生存空间，市场会自然淘汰和选择。”在政策引导与市场竞争的双重驱动下，医药市场正朝着“质优价宜”的新生态迈进。
药盒背后的变迁
周阿姨的药盒变化，是进口原研药在医院药房“退潮”的一个缩影。
五年前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后，医生给周阿姨开的是一款德国产的进口原研降糖药，每天一片，血糖控制得很稳定。“那药贵是贵点，但吃着放心，这么多年血糖一直没出过大问题。”周阿姨告诉本报记者，每次去医院开药，她都会特意叮嘱医生开进口的那款。可从今年年初开始，医院药房里的这款进口药就变得时断时续。
上个月去开药时，主治医生告诉周阿姨：“进口的那款没货了，现在只有这种国产的，效果差不多，还便宜不少。”看着药盒上陌生的药企名称，周阿姨心里犯了嘀咕：“这国产药真和进口药一样吗？万一控制不好血糖怎么办？”
和周阿姨一样面临选择的患者不在少数。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心血管内科门诊，本报记者注意到一位老年男性患者拿着处方单在诊室门口一直叹气，嘴里还嘟哝着“药房怎么就没货了呢”。原来他患有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吃的进口降压药，但是这一次医院药房却没货，医生只能给他开了国产药。“不是不信任国产药，主要是吃进口药这么多年，身体已经适应了，突然一换，总是有点不放心。”他向本报记者抱怨道，他准备先不买医院的国产药，再四处打听下看看能不能买到进口药。
然而，也有不少患者在尝试后逐渐接受了国产药。
“没想到国产药这么给力，不仅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治疗效果也没打折扣。”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三甲医院的肿瘤科，本报记者遇到了前来复查的肺癌患者赵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之前一直使用进口靶向药治疗，每个月的药费要一万多元，让他这样的工薪家庭逐渐不堪重负。“后来我的主治医生说有国产的同类靶向药了，价格只有进口药的差不多三分之一，而且疗效也得到了认可。”赵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换了药，几个月下来，复查结果显示他的病情控制得比较稳定。
上海某三甲医院的2024年《年度药剂科工作报告》显示，曾经每月使用量超过200支的一种进口原研抗癌药，如今每月的使用量仅为50支左右，还不到三年前的四分之一。而国产同类创新药的使用量却从每月30支跃升至98支，增长了两倍多。该院药剂科负责人表示，在药品招标采购中，价格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该进口原研药因价格未达到要求多次落标，这直接影响了它在医院的供应。
另据米内网《集采后医院用药结构变迁报告》中统计，以上海、北京等5个城市的20家三甲医院作为样本天创网，2024年全国三甲医院进口原研抗癌药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68%降至34%，而国产仿制药和创新药合计占比提升至66%。
“以前患者来开药，想着法地要进口原研药，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会主动询问国产药的情况。”北京一家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生告诉本报记者，随着国产药质量的提升和相关知识的普及，患者对国产药的接受度正在慢慢提高。
“退潮”来得并不突然
在医院采购环节，进口原研药的中标率持续走低。
据统计，在前九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中，进口原研药的中标率仅为3.7%，而国产仿制药的占比高达96.3%。而第十批国家集采中，所有参与竞标的原研药均未中标，创下历史纪录。这种结果背后，既有跨国药企为维护全球价格体系而采取的“自杀式报价”策略，也反映出国内仿制药企业在成本控制上的显著优势。
“这一现象与医保支付、集采政策密切相关。”徐毓才指出，“集采政策要求医疗机构必须先完成年度用药需求70%的集采报量，尽管给医疗机构预留了30%的空间，但实际上这30%很难操作。医院为了完成任务，会要求医生优先使用集采药，甚至对未通过集采的原研药设置限制性规定，否则可能完不成指标。”这直接导致进口原研药在医院主渠道的优势持续流失。
一些曾经畅销的进口原研药，如罗氏的希罗达、礼来的再普乐等，纷纷退出公立医院市场，转而通过DTP药房进行销售。DTP药房即“直接面向患者”的专业药房，专门承接特殊药品（如肿瘤靶向药、生物制剂、罕见病药等）处方，提供专业用药管理服务，但高昂的价格让不少患者望而却步。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DTP药房，本报记者看到货架上摆放着不少进口原研药，价格普遍较高。“这些药都是需要患者凭处方来买的，虽然价格贵，但对于一些重症患者来说，可能还是会选择进口药。”药房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今年以来，买进口原研药的患者相比以前确实少了一些。
在另一个零售渠道即双通道药房也可以买到进口原研药，但需满足药品纳入国家医保谈判目录、医生处方明确等条件。本报记者了解到，在肿瘤治疗领域，罗氏的曲妥珠单抗（赫赛汀）、诺华的伊马替尼（格列卫）、默克的帕博利珠单抗（可瑞达）等进口原研药均已通过医保谈判纳入目录，并被要求通过双通道（医院+药房）机制保障供应；而在慢性病领域，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Wegovy，用于肥胖症治疗）、拜耳的达比加群酯（抗凝药）等进口原研药，也已在多地双通道药房实现可及。
不过，徐毓才分析认为，尽管双通道药房政策上允许销售进口原研药，但国家医保在各地推行的“三进”（集采药品进民营机构、进零售药店、进基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零售药店对进口原研药的销售空间。“而且目前双通道药店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均衡，有的中西部城市往往只有几家，患者购买很不方便。”进口原研药即使转向零售市场，也难以突破渠道限制。
跨国药企的在华业绩也反映出这一市场变化。赛诺菲2024年在华销售额增长5%是依赖创新药收入，传统原研药收入则下滑15%—20%；阿斯利康2024年中国市场收入增长11%，但成熟品种流失，美托洛尔因集采销售额下降40%，公司不得不调整产品结构。
更有甚者，一些跨国药企由于在华业务利润下滑，选择停止部分原研药在我国的生产和销售，将资源集中到更具竞争力的创新药领域。赛诺菲就表示，正在优化心血管市场的策略和心血管管线，例如收购了箕星在大中华区独家开发及商业化aficamten的权益，该药物用于治疗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OHCM）。之后，从今年年初开始，传统的核心产品PCSK9抑制剂波立达在中国市场开始出现断货，直至不久前传出其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
“跨国药企不会放弃中国市场，而是不断变通，等待机会。”徐毓才观察到，跨国药企的原研药并非简单退出，而是通过“以新换旧”维持市场存在。
格局重塑的隐形推手
政策调整是撬动进口原研药市场的重要杠杆。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医保谈判等持续深化，有效挤压了药品价格泡沫，让进口原研药长期维持的高定价体系走向瓦解。
在带量采购“以价换量”的机制下，一些进口原研药为了进入采购清单，不得不大幅降价。例如，拜糖苹从60元/盒降至7.5元/盒，降幅88%；来那度胺从200元/粒降至15元/粒，降幅92%。波立达2020年刚上市时价格为1982元/支，2021年进入医保后降价至306元/支。
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徐毓才指出，DRG和DIP按病种付费模式下，医院为控制单病种费用、避免超支，会主动要求医生优先使用价格更低的集采药，“这直接导致进口原研药在医院的使用空间被压缩”。
医保谈判对进口原研药利润空间的挤压也不断深入。2024年国家医保谈判结果显示，目录外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63%，较2023年的61.7%进一步扩大。这一降幅在进口原研药领域尤为显著——以阿斯利康的德曲妥珠单抗为例，其挂网价格从每支8860元降至6912元，降幅达22%。
国产创新药的研发也在加速推进，不断抢占市场份额。在肿瘤治疗领域，国产PD-1抑制剂已形成多个产品梯队，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作为首款在全球市场取得突破的国产创新药，2024年全球销售额达26亿美元，在美国CLL新患市场份额超过原研药伊布替尼，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湖南一家上市药企的研发顾问向《华夏时报》记者坦言：“集采倒逼我们把研发重心从仿制药转向差异化创新，过去五年公司在生物药领域的投入增长了3倍，就是要在靶点选择、剂型优化上形成与进口药的错位竞争。”
在PCSK9抑制剂领域也是如此，目前国内共有7款靶向PCSK9产品获批上市，其中就包括信达生物的托莱西单抗（信必乐）、君实生物的昂戈瑞西单抗（君适达）等国产药物，这对进口的波立达等产品形成了有力的竞争。
在某三甲医院开展的临床对照试验中，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国产头孢呋辛酯片治疗有效率达92.3%，与原研药的92.7%几乎无差异，而价格仅为原研药的三分之一。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显著提升了国产仿制药的质量。截至2024年，我国已完成289个品种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明这些国产仿制药与原研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保持一致。
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患者更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国产药品。2023年10月，国家医保局组织的14万患者病例研究结果显示，集采中选仿制药在疗效和安全性上与原研药等效，涉及抗感染、抗肿瘤、心脑血管等6大治疗领域，其中部分品种的治疗缓解率甚至更高。这些数据让患者对国产药品的信任度不断提升。
此外，徐毓才强调，临床用药效果的个体差异客观存在，“只有患者自己用了才知道，医生在临床中是直接感受者。”国家也认可这一现实——今年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加强集采药品质量监管，全方位、全流程监管，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这正是对临床反馈的回应。
摸着石头过河
进口原研药市场的潮汐渐退，跨国药企与国内医药行业正纷纷转身调整航向，在市场变局中共同勾勒医药市场的新图景。
不少跨国药企加快了在中国市场“扎根”的脚步：通过与本土企业携手或自建生产基地压减成本，赛诺菲将北京生产基地升级为亚太最大注射剂生产中心，让部分原研药在此“落地生根”；罗氏上海创新中心2024年新启动5个肿瘤研发项目，让创新种子在沪上破土；诺华宣布未来5年砸下30亿美元深耕早期研发，将中国纳入全球研发“棋盘”。
北京一家德资医药企业的市场经理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迫使我们重新定义竞争逻辑。过去依赖原研药高溢价的模式已难以为继，现在必须将本土化研发与全球资源整合结合起来。”
医保部门在药品目录调整时，也需把准患者需求的“脉搏”，确保用药选择不缩水。徐毓才特别强调，医保基金的作用不应局限于购买医疗服务，更应赋能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发展，“如果企业和医疗机构无法良性发展，整个生态链就会断裂，最终可能买不到优质服务和好药——无论国产还是进口。”
政策层面已悄然释放优化信号。第11批国家集采便是鲜明体现：此次集采涉及的55个品种均为竞争充分的成熟品种，其中第一三共、安斯泰来、阿斯利康等多家跨国药企的原研药赫然在列，且基本都是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品种。而且此次集采在报量、报价环节反复强调“避免价格内卷”，并起草了关于保障集采药品质量的政策优化征求意见稿。
徐毓才认为，这些变化值得肯定，但效果仍需观察，“关键是要建立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让价格合理、质量可靠成为市场选择的核心标准。”他以餐饮市场类比，“便宜饭和贵饭都该有生存空间，市场会自然淘汰不合格者。药品市场也一样，若原研药降价挤压低价药空间，最终可能导致全行业陷入困境。”
特殊群体的用药需求更需被温柔托举。对依赖进口原研药且无国产替代的罕见病患者，需像守护孤岛一样筑牢保障机制，确保药品供应不断档。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我国正在推进的86项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中，42项由国产药企牵头，未来3年将有15种罕见病药物完成国产替代“接力”。即便在有国产替代的领域，如PCSK9抑制剂，也得紧盯患者换药时的疗效与安全，让每一步调整都踩稳“患者利益”的基石。
“国家医保局近期连续召开5次会议天创网，聚焦‘医保支持医药企业高质量发展’，明确释放保护创新药、原研药市场空间的信号。”徐毓才认为，这一导向至关重要——我国已有创新药出海欧美，但在国内仍需更开放的竞争环境，“只有让市场公开透明竞争，才能催生出更多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好药。”而无论这场市场较量的参与者是进口药还是国产药，最终的指向都应是让广大患者用上更多价廉质优的药品，这正是构建医药市场新生态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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